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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和谐社会中的政府职能

作者:靖边法院 徐洲  发布时间:2010-08-19 09:43:57


                                      和谐社会中的政府职能 

    “和谐社会”这一概念于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提出。公平、正义为其核心理念,它不仅顺应了当代中国政治管理实践的需要,而且对于当代人类所面临的各项管理活动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但由于当前我国政府职能存在的缺陷,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极为不利。因此按照和谐社会本质与特点的要求,相应的转变政府职能便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迫切要求。 [1] 

    一、和谐社会的本质特点。 

   (一)本质。 

   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我们要构建的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为重点,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文化、完善社会管理、增强社会创造活力,走共同富裕道路,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 

   (二)特点。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需要在实践中摸索前进的创造性实践。深化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规律性认识,可以使我们的工作更加富有成效。 

   1.要切实把握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规律。 

构建和谐社会必须通过科学发展来实现。 科学发展观要求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体现在现实过程中,就是要探索如何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如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2.切实把握社会主义本质逐步实现的规律。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种属性需要经过长时期艰苦努力才能逐步实现。因此,要大力探索如何致力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的发展,鼓励先富群体和地区帮带后富群体和地区,实现共同富裕、社会和谐的根本目的。 [1] 

    3.要切实把握以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推动社会和谐的规律。 

  构建和谐社会关键在党。在建设和谐社会过程中,必须大力探索如何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以党的先进性引领社会和谐,在促进社会和谐中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具体说,就是探索如何不断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做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探索如何大兴求真务实之风,以优良的党风促政风带民风;探索如何发展党内民主,维护党的团结,以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 

  4.要切实把握和尊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同三个文明建设有机统一的规律。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表明我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已经由物质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的三位一体,扩展为物质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四位一体。要探索如何通过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来不断增强和谐社会建设的物质基础,通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来不断加强和谐社会建设的政治保障,通过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来不断巩固和谐社会建设的精神支撑,同时又通过和谐社会建设来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创造有利的社会条件。 

  5.要切实把握和尊重社会建设和管理的规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动,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特点和新趋势。这就要求我们加强对社会结构发展变化的调查研究,从而深入认识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条件下我国社会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更好地推进社会建设和管理。更新社会管理观念,推进社会建设和管理的改革创新,尽快形成适应我国社会发展要求和人民群众愿望、更加有效的社会管理体制。 

  6.切实把握和尊重协调社会利益关系的规律。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和社会的不断分化与重组,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出现了不同的社会利益群体和不同的利益诉求,出现了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格局。要求我们坚持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强对社会利益关系发展变化的调查研究,深入认识和分析我国社会利益结构、利益关系的发展变化及其趋势,以利于完善政策措施,更好地统筹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和利益要求。要探索如何建立通畅的利益表达机制,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需求,解决利益矛盾,维护社会稳定。要探索如何建立健全利益协调机制,包括利益引导和利益约束机制,约束和规范人们的利益动机和利益行为,更好地引导人们合理选择利益目标,自觉调整利益需求,科学选择利益行为,正确处理利益关系。要探索如何建立健全利益调处机制,调整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关系,调整、缩小人们之间的利益差距。要探索如何建立健全基本权益保障机制,建立、完善和切实执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建立和实行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体系,为全体社会成员编织一张可靠的安全网。要通过以上几方面的探索,进一步增强决策和制定政策的科学性、全面性、系统性,善于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的利益,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努力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不断前进。 

  7.切实把握和尊重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规律。 

  改革必然要求进行利益调整、利益转化和观念更新。这就决定了在新的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存在新的表现形式。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别,以及城乡差别、区域差别等社会差别呈继续拉大的趋势,是人民内部矛盾的深层表现;部分社会成员贫富差距趋于扩大,社会贫困突显,是人民内部矛盾的突出表现;阶级、阶层发生分化,一些新的阶层和利益群体产生,社会成员流动性加大,构成结构发生重组,呈多元利益格局,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表现;社会就业形势严峻,是人民内部矛盾的直接表现;由于工资、社保、福利、住房拆迁、土地征用、企业破产等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的紧迫问题。为解决以上问题,我们要加强对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原因特别是深层次原因的调查研究,深入探索人民内部矛盾的特点和规律,掌握人民内部矛盾的新情况、新问题、新动向、新形式,努力探索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新思路、新方法,在此基础上完善各项政策措施和工作部署,转变工作作风,健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方法,及时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8.切实把握和尊重维护社会稳定的规律。 

  “我国已进入人均 GDT1000 美元的阶段,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但在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保持社会稳定方面,新的挑战也随之出现。” [2] 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经济社会问题,我们要加强对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的调查研究,深入认识和分析公共安全、社会治安等方面情况的发展变化及趋势,健全维护社会稳定的有效机制。要维护社会稳定,就必须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把握好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使改革发展稳定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确保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政治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 

    二、在和谐社会中我国政府职能的缺陷。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政府的作用非常大。一方面,政府合理的定位可以加快和谐社会的建设,但是另一方面,政府定位一旦不合理,将会对构建和谐社会造成负面影响。目前我国政府职能还存在像越位、缺位和错位等职能的缺陷,这是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的阻力。因此,我认为找出政府职能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缺陷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我认为现在的政府职能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主要存在以下缺陷: 

    ( 一 ) 越位、缺位、错位 。 

    所谓越位是指政府职责的盲目扩大化,主要指政府管一些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缺位指需要政府介入的领域而没有介入。 

改革开放 28 年来,中国政府职能转向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行政管理体制逐步形成;但是,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相比,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相比,这项改革仍不到位,政府职能 " 越位、错位、缺位 " 的现象还很多。 

    首先,从经济发展看,近期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投资过度膨胀等顽症,经济发展中长期存在的增长方式粗放和经济结构不合理,从根本上说是由于政府行政管理的越位、缺位、错位造成的。这一现象与要切实把握和尊重社会建设这一规律严重不符合。其次,从社会发展看,不科学的政绩考核体系促使地方政府单纯追求 GDP 增长,忽视社会事业发展,弱化公共服务职能,带来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 " 一条腿长、一条腿短 " 的问题,导致一些重大民生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这与切实把握和尊重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规律相脱节。再次,从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看,政府职能的混乱已严重制约企业制度和市场机制的创新,成为制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主要矛盾。 

    最后,从对外开放看,要在更加开放的条件下管理经济社会事务,最直接的挑战是对政府管理规则和管理能力的挑战。 

   (二)职能的消极性太强。 

    现在我们国家或者是政府的消极能力很强、积极能力很弱。消极能力就是禁止你做什么,这个能力很强;但是把一件事情做好的能力,说把社会保障做好,把什么做好,这个能力很弱。主要表现在制度革新和体制改革的被动和滞后性,行政管理人员的消极性,不能够对“变化”和“诉求”及时作出有效反应,对挑战缺乏热情和信心。所以,不能够简单的照搬西方的政府模式,要么“高税收高福利”,要么“低税收低福利”,在我国,必须防止形成“高税收低福利”的不和谐社会。要达到这个目标,必须保证政府组织的有效性和政府的超越性,政府必须较少或完全不受利益群体的影响,使得政策的制定和发挥方面保持强大的功能性。 

    (三)公共治理不和谐。 

     要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实现公共治理和谐,而政府在制定发展战略与公共政策,履行公共职能时表现出公共治理不和谐,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在政府的发展战略选择上长期坚持单一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缺乏可持续发展的观点,片面理解可持续发展仅是经济上的可持续发展,不包括经济、社会、城乡、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包括人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二是公共政策的制定没有真正地体现它的公正、公平和正义。 

    三是从政府的职能实现来讲,我们的政府还是一个管制型政府4.没有认识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与谐社会的重要关系。 

   (四)服务意识不强。    

    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必须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有全面的理解。在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政府需要强化它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的职能。 

对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们应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 

    1.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建立的前提下,市场的主体是企业与社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企业与社会的主要任务。 

    2.政府的中心任务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为企业和社会提供经济性公共服务、社会性公共服务和制度性公共服务等三大公共产品。因此,加快以公共服务为中心的政府转型,才能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供有效的服务和保障。这样,既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又有利于充分发挥政府职能。但事实上,我们的政府在行使职能时缺乏这样的公共服务意识。 

    (五)没有理顺应理顺的关系。 

     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必须正确处理和协调三个基本的关系 : :第一,政府与资本的关系;第二,政府与民众的关系;第三,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就是所谓的劳资关系。我国目前这三个关系之间都存在着失衡。和谐社会必须解决这些失衡,有效处理三种关系。 

  国务院研究室工交贸易研究司副司长陈永杰详细分析我国的劳资关系后认为:我们国家以后可能劳资关系将会成为基本的社会矛盾。但是,现在问题的关键在于:第一,我国的许多国有企业仍然用解决干群关系矛盾的思维来解决劳资矛盾;第二,我国许多私营企业对待劳工明显不符合 SA8000 标准,导致国外对我们施加压力。劳资关系的和谐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构建和谐社会,必须解决以上两个问题。 [3] 

  在处理明规则与暗规则的关系问题方面。他认为,在我们国家出现如下问题:明规则,做的很好,也很严格、也很严正,整个社会的形象非常好;暗规则不好,许多问题都出在暗规则上。例如,在整个腐败中,直接触犯法律的是重要一方面,但是在整个腐败的现象里面它不是最主要的部分,最主要的部分是没规则,潜规则里面没有规则。这种情况下很多干部很大的弹性,做很多的事情,在单位内部导致矛盾、在社会上导致矛盾,人们很多痛恨都是针对这样大量的现象出现的。所以构建和谐社会,建立公正、公平的社会、法制的社会,必须在规范暗规则,使暗规则明化。 

   (六)职能的明确程度不高。 

    目前我国经济社会领域暴露的问题突显出政府职能的缺陷,在经济建设型政府的定位下,构建和谐社会将会遇到强大的体制性障碍。而造成体制性障碍的主要原因却是职能的明确程度不高,即指当前的政府不明白他们在和谐社会中到底该做什么?什么问题又是他们当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政府应该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 

  明确职能的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协调重大利益关系的调整,通过明确职能充分发挥政府在建设和谐社会中的有效作用。 

  1明确职能.是适应利益关系变化的客观要求。这里我有四个观点:一,收入差距出现逐步扩大的趋势。政府在调节收入分配差距方面的建设远远不适应收入分配差距逐步扩大的这样一种客观需求;二,弱势群体在逐步增多。政府在为弱势群体提供最基本保障方面能力建设远不适应弱势群体的一种需求;三,利益关系的变化速度、深度在加深、加快,但是政府为利益关系变化所提供的制度的保障和制度的空间这样一个建设远远不适应这种利益关系变快、变深的这样一个趋势;四,社会各个方面,包括农村,对最基本的社会型公共产品需求日益强烈,而政府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这样一个运行机制、运行状态之中远不能适应这样社会各方面对社会性公共产品需求日益强烈的这么一个发展趋势。 

  2.由于政府职能的明确程度不高,就业问题、社会保障、农民工的问题、建立社会贫困人口就业制度问题没有得到及时解决。 

  结论是明确职能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的目标。把政府的转型作为下一步改革的中心重点不仅是现实全面调整社会利益关系的要求,更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基本需求。 

    三、转变政府职能,构建和谐社会。 

   (一) 公共政策的制定真正休现公正、公平、正义。 

    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制度又要通过政策来实现,所以政策平等是构建和谐社会是关键因素。政策平等是指每一个公民基于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平等地位而在公共政策中具有同等的地位,拥有政策所赋予的同样的参与政治、经济、文化机会,享有相同的决定关系到公众生活的重大决策权利,并获取与其贡献比例同等的劳动成果和享受政策所给予的平等的伦理关怀。 

首先,政策平等的依据是民主社会公民平等的政治权利。民主国家的权力本质是为公共利益而设置的公共性权力机构,每一个公民都拥有宪法与法律所赋予的平等的权利。这样,政治权力也就是所有公民平等共享的权力。因此,政府所有的决策根本出发点是公共利益而不可以任意偏袒于任何利益集团或个体利益,公共政策对社会资源的分配就必须坚持公益取向,坚持平等对待每一位公民的利益要求,同等地对待每一个公民。 

    其次,政策平等的主要内容是公共权力对资源分配的平等。公共政策的最主要功能是对社会进行权威性的分配,这种分配是为了公共目的的需要而进行的。人们所以组成社会,建立公共性政治组织,其目的就是通过社会合作创造更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利益,以满足生活的需要。可以说,社会合作与政治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人们的福利。政府作为公共权力,有责任平等的保障每一个公民合理的利益与人生计划的实现。由于社会本质是一个合作体系,社会的成功有赖于每一个公民的合作,所以,合作所产生的利益与负担的分配上,就必须坚持平等的原则。社会应当给予每一个公民平等的基本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只要他参与合作,就应当享有平等的参与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机会,平等地拥有基于社会合作成员而应当享有的平等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基本权利。同时,社会对于基于公民每个人在合作体系中贡献的不同,应当对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非基本权利按照其贡献的比例进行分配,每个人因其贡献的比例而获得与其比例相同的政治、经济、文化利益。这种不平等因其比例平等而成为平等的,如果采取一种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人为的削高平低,则是对贡献较大者的任意剥夺,因而表面的平等导致了实质的不平等。 

    最后,政策平等的伦理关怀也是平等的主要内容。政治组织具有稳定性,是一个封闭的体系,每一个公民都是 “ 生而入斯,死而出斯 ” ,无能力选择离开这一体系。因此,每一个公民都享受其阳光雨露,承受其阴风雨霾。公民进入政治社会的代价是用自然自由换取政治自由。但是在政治社会中,如果政策安排不当,有部分公民将会因其自然的或社会的因素的限制而难以获取自己生活所必须要的利益,因而成为社会的弱势群体被排斥在体制之外,失去生活的希望,也无力依靠自己改变他们悲惨的生活处境。对于这些弱势群体,一个健全的社会没有理由对他们保持冷淡,而应当给予他们平等的伦理关怀,在生活上给予他们必要的帮助,保证他们的尊严,树立起他们生活的信心,为他们创造与其他公民同样的通过社会合作实现他们合理的人生理想的机会。 

    平等不只是理念上的,平等必须体现在制度之中,通过社会制度及其组织原则表达出来。只有公共政策实践过程中,这些原则得到了具体的实现,我们才说每个公民在公共政策上受到了平等的对待。 

第一、基本权利的平等。所谓的基本权利是基于每一个成员都是社会合作体系中的一员,因此都应当具有一些最基础性的权利。它是合作体系成员作为有尊严的合作者,他们参与社会合作,就应当拥有平等的基本权利,包括宪法所规定的基本的政治权利与经济上最基本的维持其有尊严的生活的物质利益需要。罗尔斯在其《正义论》中用 “ 基本自由体系 ” 说明基本权利,并开出了一份清单, “ 政治上的自由(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及言论和集会自由;良心自由和思想的自由,个人的币和保障个人财产的权利;依法不受任意逮捕和剥夺财产的自由。 ”[4] 

     但是罗尔斯所列出的清单还是贫乏的,这一点,阿玛蒂亚 ? 森从 “ 信息不充分性 ” 对他的批判是成立的,至少他的清单中不该遗漏人类基本机能发展的问题。不受贫困的侵扰,不因贫困而使其自由与人性发展受到极大的限制,这应当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社会合作所以必要,不仅是通过合作可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更具有重要意义的一点是,社会生活比单个人独立生活更有利于人生计划的实现,更有利于人的本性的发展。如果我们从人生计划的实现与人性的自我完满看待社会合作,我们就会发现,合作体系每个成员都应有平等的尊严,都应当从合作体系中得到一些最基本的权利,以保障他们作为人而言的价值的自我实现。 

    公共政策对基本权利的平等的分配包括两个方面,对基本政治权利的分配与对基本经济生活需要的分配。在基本政治权利分配上,每一个公民应当享有平等的决定国家命运的权力,在关系到公众生活的政治决策上, “ 每个人只顶一个,不准一个人顶几个。 ”[5] 除此之外,每一个公民都受到宪法与法律的平等保护,在国家政治生活中都拥有相同的政治的自由,这些自由不会因人不同而不同,也不得受到政治权利的任意的侵犯。基本经济权利所以要平等分配,那是因为合作者都是具有尊严的理性存在者,最基本的物质利益需要是维持其自尊的基础。对于作为有尊严的社会的人而言,极度贫穷是难以容忍的,会将他排斥于社会群体之外。出于社会合作的需要,每一个成员都应当配备最基本的维持其有尊严的生活所必须的最基本的经济生活条件。尽管社会财富的分配应当按照其贡献分配,但是这一分配原则要满足了社会成员最基本生活需要之后才可以实施。 “ 贡献大的人要比贡献小的人理应多得。对于这样一条分配原则,必须加上两个条件:( 1 )必须经某种方式满足一切人的最低的经济需求。在这个经济基础线上,必须人人平等。( 2 )由于分配的财物数量有限,所以谁也不能根据他的劳动贡献去赢得更多的财富。 ”[6] 

     第二,非基本权利的比例平等。非基本权利则是这一最基本权利之外的,属于更高层次的发展与幸福的需要。比如,获取政治职务并得到提升的权利,获得各项荣誉的权利,获得富裕生活的权利等等。这些权利的来源与基本权利来源不同,它并不是基本社会合作身份而产生的,而是基于社会合作中的贡献而产生的。对于非基本权利按照贡献的分配,虽然每一个社会成员所得的不等,但是,因为这种不平等是建立在贡献比例平等之上,因此符合平等的要求。所以,亚里士多德说: “ 既然公正是平等,基本比例的平等就应当是公正的。 ”[7] 非基本权利所以要按贡献比例分配,这是由两个方面原因所决定的。一是社会资源有限,我们现有的生产能力无法实现按需要分配;另外一个方面,也只有按贡献比例分配,才可以调动所有社会成员的积极性,激发社会活力。古代 “ 不患寡而患不均 ” 的绝对平均主义之所以是错误的,因为这种平等观企图通过平分财产或者通过平等劳动有限地增加一部分人人平等享有的财富,而没有看到社会平等最终实现必须建立在生产的高度发展基础之上,其实质是用普遍的私有财产反对私有财产,把私有财产拉平。根本上说,是一种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的平等观, “ 在经济学的形式是错误的东西。 ”[8] 非基本权利分配可以分为政治的非基本权利分配、经济的非基本权利分配与文化的非基本权利分配。政治方面的非基本权利分配主要是指公共职务的获取与升迁权利分配。民主的宪法都规定公民有被选举权,也人权利担任公共职务。但是,公共职务必竟是有限的,不可能绝对平均地分配给每一位公民,因此, “ 合乎正义的职司分配,应该考虑到每一受任的人的才德或功绩。 ”[9] 只有通过公职选拔方面的政策设计,确保每一个公民都依其德才和对公共政治生活的贡献获得不同的与其德才及贡献的比例平等的公职,而且职务的升迁建立在严格的绩效考核之上。文化方面的非基本权利分配建立在文化、科技研究自由权利的平等分配上。所有公民都应当享有自由、自主的文化与科技研究权利,只要这些权利不违反宪法与法律的规定。但是,并不是每一个公民都有出版学术专著或进行高新技术研究的能力,对于这些非基本的文化、科技权利的分配,政府政策按照比例平等的原则建立、健全文化、科技制度,保证文化、科技创作者与研究者能够获得与其贡献成比例的支持与奖励的权利,能够自由出版与发表他们的创作或研究成果,排除学术上不正当的垄断,并保证各种文化与学术荣誉与他们贡献成正比。非基本经济权利的分配要求政府通过政策活动在宏观层面建立、健全市场体系与宏观的分配制度,保护有序的市场运行秩序,给每一个市场主体提供平等的保护,确保他们获得与他们在市场中的贡献的比例相等的经济活动成果。 

    第三,机会平等。前面我们谈到,公共政策在基本权利与非基本权利的分配上如何实现平等的原则。但是,对于公民而言,还需要有机会争取并运用这些权利,特别是非基本权利,以实现他们人生的计划。是否具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潜能,实现自己对社会的贡献,对于每一个成员的福利都有着决定性的意义。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提及机会平等的问题。 “ 地位的职务向所有人开放 ” ,并对此进一步解释为 “ 向才能开放的前途的平等 ” 和 “ 公平机会的平等。 ” [ 当然他对机会平等的定义还不是充分的,在他那里只涉及平等地进入竞争,因而只是 “ 浅层的形式上的平等 ” ,而 “ 平等的发展自我潜力的机会 ” 则是 “ 深层的实质性的机会平等 ” 。 道格拉斯 ? 雷将机会平等区分为关于前途的机会平等与关于手段的机会平等。前者表述为, “ 两个人 J 和 K ,有竞争 X 的平等机会,如果他们有得到 X 的同样的可能, ” 后者表述为 “ 两个人 J 和 K ,有竞争 X 的平等机会,如果他们有得到 X 的同样工具 ” 。 [10] 萨托利则将机会平等分为 “ 平等进入 ” 和 “ 平等起点 ” : “ 平等进入就是在进取和升迁方面没有歧视,为平等的能力提供平等的进入机会……平等起点的概念则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基本问题,即如何平等地发展个人潜力。 ”[11] 我们认为机会平等应当包含平等地进入竞争和平等地发展潜力的机会。就机会的获得而言,可以区分为社会提供的机会与自然提供的机会。有些研究者认为,社会提供的机会应当平等,因为这是由社会(政府)提供的公共权利,而对于自然提供的机会,则无所谓应当不应当的问题,没有必要考虑平等的要求。对此,我们并不赞成。社会作为一个合作体系,如果对于那些因其不幸而承受着悲惨命运者没有任何的同情心,并不通过积极有为的政府干预措施,给他们摆脱不幸命运的机会,这样的社会不是一个健全的社会。 

公共政策的机会平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给每一个公民提供平等的进入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并获得公职的机会,一是给每一个公民平等地发展其自我潜力,实现其合理的人生计划的机会。每一个公民都应当具有平等的参与公共事务管理,获取公共职务的权利,这是民主社会人民当家作主的需要。政策在安排公共事务管理与公职人员的竞选要体现真正平等的原则,不会因民族、种族、性别、财富、阶层、地域等不同的因素而被排斥在体制之外,没有实现他们参与公共事务管理或获取公职的机会。对于第二个方面,是最难实现,也最难操作的方面。就是每个人都有平等的起点和平等参与的机会,但是如果没有平等的发展自我潜力的机会,那些平等也就没有实质性的意义。政策必须保证所有的人都有最基本的就业机会,与最基本的教育机会。为了提供真正的同等的机会,社会必须向那些天赋较低者和出生于较不利的社会地位者进行弥补,将较大一部分资源分配给这些在社会中和自然博彩中处于不利地位者。权利是社会的产物,社会作为一个合作体系,决定了权利的内容。因此,这样一种不平等的分配并没有侵犯那些天赋较高者与自然秉赋高者的权利,因为他们的权利离不开社会合作。最后还有一点必须强调的是,善的支配性与垄断性所导致的机会不平等。沃尔泽在《正义诸领域 —— 为多元主义与平等一辩》中指出, “ 如果拥有一种善的个人因为拥有这种善就能够支配大量别的物品的话,那么这种善就是支配性的。当一个男人或女人,或者世上某一个重要的君主 —— 或一群男人和女人、寡头 —— 随时都能成功地用一种善来对抗所有的敌手,那这种善就是垄断性的。 ”[12] 如果这些善或事物的拥有可以给拥有者带来其他方面的善或事物的拥有,这些善就是具有支配性与垄断性。因此,一种善或某种善的占有可能决定了社会成员发展的前途,这是极其不公正的通过制度的设计,消除这些善的支配性与垄断性,防止它们对机会平等的破坏,就是必要的了。 

    第四、平等的伦理关怀。制度无疑是构成生活的主要部分,公共政策是国家政治制度的一个主要方面,不仅它对社会资源的分配影响着公民的利益的实现,而且它如何对待作为政策主体的公民制约着公民的自尊。所谓公共政策平等的伦理关怀就是公共政策应当将每一个公民当作理性的自主的有尊严的存在者,赋予他们平等的地位,尊重他们作为人而言的人格的平等。 “ 作为人,我们都是平等的 —— 平等的人并且有平等的人性。在人性上,没有一个人比另一个多或少,一个人所赋有的尊严不同于事物的属性,它在程度上是没有差异的。全人类平等是指他们平等地具有做人的尊严。 ”[13] 自尊与人格的尊严是人的福利的一个主要部分,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当然包括了对人的尊严的平等的伦理关怀。如果将人生看作是自我人生目标的展开与发展过程,那么一种自我价值感,即自尊是必需的。自尊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对自我人生计划的价值的确信,一是对实现自我人生计划的能力的确信。所以,公共政策作为国家政治活动的主要方式,必须要为保护每一个公民人格尊严,为他们自尊的实现创造条件。为此,公共政策必须做到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赋予每一个公民平等的地位。平等的参与公共决策并对公共决策有着平等的决定权,这不仅是一种政治权利,而且关系到公民的自尊。民主社会公共决策本质是作为不同利益主体的公民之间相互的博弈过程。在民主论坛上,公民通过理性的对话,表达了他们的政策期望,最后达成理性的共识。民主论坛不仅起着互相沟通达成理性共识的作用,而且有助于公民形成并修正合理的善的计划。无论最后共识的结果与公民在进入民主论坛之前是否相符合,只要他参与到政治决策的民主论坛之中,在理性的商谈之中,他可以理性的意识到政策结果表达了互惠的要求,而政府与其他公民并没有对他施以任何形式的强制,因此,尊严得到了尊重。第二,平等地对待每一位公民。人格平等是民主社会的一个最根本的要求,每一个公民都拥有不受侵犯的平等的人格尊严。《世界人权宣言》中说: “ 尊重生而自由和尊严平等的义务不再是特殊的自由政策或政体的特权,它已成为当今世界无可置疑的普遍的政治准则。 ” 政策平等对待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每一位公民,无论他们社会地位或自然状况如何都应当平等对待,而不能因此而受到歧视;另一方面,作为公职人员的政策制定者、执行者与作为政策相对人之间的人格平等,而不应当将政策相对人当作 “ 仆从 ” 。第三,给每一位公民最低的合理的生活前景。民主社会应当允许有不同的人生尝试,这些尝试必定有些要失败的。一个合理的社会一定要宽容这些因不同尝试的失败。同时,自然的运气对于每一个人而言都是不均等的,小部分人遭遇不幸的厄运总是不可避免的。对于这些因尝试而失败者和遭遇厄运而陷入生活困境的人而言,公共政策应当通过社会资源的分配,给予他们合理的救济,使他们有最低的合理的生活前景,可以通过再次努力而摆脱困境,因而拥有对生活的希望而不至于陷入无穷的绝望之中。 

   (二)由管制型政府走向服务型政府。 

   总的来说,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各项任务不能得到有效的实施都与管制型政府密切相关。金融体制改革和大型国有企业改革的滞后,政府主导的投融资体制,目前我国银行业普遍存在大比例不良贷款。产生的原因除了内控机制不到位、监管不力、政府越权干预银行运作以外,还有一个根本性的体制因素:由于我国资本市场的不发达(证券市场长期疲软、债券尤其是公司债市场非常小,市政债券市场根本没有),许多原本应当通过资本市场融资风险相对较高的项目不得不转而通过银行借贷解决资金需求,并经常通过政府行政干预的方式进行。另外,电信、铁路、电力等基础产业,要开放市场,打破垄断,都需要和政府改革配套进行。关于社会保障体制的完善,也以政府转型为前提,政府只有从直接投资建设中退出来,财政资金才能够更多地用于社会保障。因此 由管制型政府走向服务型政府就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 

    “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多方面的努力,政府要起主导的作用,进行政策的调整,增强社会建设和管理” [14] 。在十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 2004 年 3 月 8 日),温家宝总理到陕西代表团听取意见时指出:“管理就是服务,我们要把政府办成一个服务型的政府”。在这个背景下,传统的政府模式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是必然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讲,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建立服务型政府是一致的,服务型政府的最终目标是为向无政府的高级阶段的共产主义和谐社会过渡奠定基础。所谓服务型政府,是指一种“在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理念指导下,在整个社会民主秩序的框架下,通过法定程序,按照公民意志组建起来,以为公民服务为宗旨,实现着服务职能并承担着服务责任的政府”。 [15] 服务型政府的本质是以人为本,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服务型政府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想政府模式选择,这是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宗旨是统一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内涵是民主、法治、科学,这是与服务型政府的内涵:以人为本、法治和民主相一致的。这种内在的一致性,可以使服务型政府能够更好地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服务作为政府的宗旨早已有之,毛泽东就讲过:“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邓小平同志也曾讲过:什么是领导?领导就是服务,但以服务为核心的服务型政府的提法却是近期的事情,那么服务型政府的理念是什么,它的立论基础又是什么呢?我从这样几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管理理念的革新: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塑造服务型政府的宗旨更加明确,就是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发挥主导性作用。另一方面,政府存在的合法性在于获得民众更广泛的认同,而服务型政府作为一种全新的管理理念能够获得全社会的广泛支持,而且,服务型政府作为“公民导向型”的政府更能突出和发挥其个性化提供公共服务的特色。 

    第二,公共权力来源位移:在传统的政府理论中都注重政府的主导性,不注重社会的自主性,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传统的政府管理模式以不能再适应社会发展的新态势,社会作为相对独立的力量希望发挥更大作用的呼声也日益高涨,自然政府主导性模式向以人和社会为核心的服务型政府模式的转型成为历史的必然选择,其突出表现就是政府决策更注重倾听民众的声音,任何一项决策的形成,都是各社会主体竞争博弈的结果,此时政府只是裁判者,而非主要的决定者。 

    第三,本位观的转移:传统政府理论通常以社会为本位,但这种本位观已不再适应现代社会。马克思很早就讲过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和谐社会,它是以人的价值的实现为最终目标的社会。在当前,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方面条件还不充分具备,但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提下,政府的理念也要向注重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进行转移。 

第四,实现政府责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的就是要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但公平和正义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政府承担必要的引导和建设性责任。当前政府责任主要是为社会发展服务、为公民权利的实现提供保障,特别是当前存在弱势群体的情况下,政府更应该妥善解决弱势群体的权利保护问题,不能以发展为借口,剥夺他们最基本的生存权利和发展权利,例如政府争地、房屋拆迁问题和失学问题、教育收费问题。 

    服务型政府依循上述理念,必然会将民主、法治、正义、责任和以人为本作为其运行的价值基础。事实上服务型政府本质上就是民主政府、法治政府、正义政府、责任政府和以人为本的政府,它们是一致的,政府有责任“使每个公民亲身参加到公共行政中来 …… 政府必 须 教授人民政治智慧并培养独立的公民意识”。 [16] 此时,政府已不再是救世主,而是与公民一样处于法律对等地位,政府已不再是社会生活的主宰者,而是公民权利的捍卫者,是为社会自治服务的管理系统,或充当社会争议的裁判者。“所有的人依据大家都知道的‘游戏规则’参与其中,既是‘领导者’也是‘追随者’这样的社会将是后官僚社会”。之所以强调是后官僚社会,是因为一切社会主体都必须在宪法的框架下活动,服务型政府不单纯是为党派或某个利益集团或个人进行服务的管理系统,而是为全社会服务的工具,公平和正义是其贯穿始终的价值理念。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共产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以前,代表人民大众利益的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是必须存在的,因为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真正保证我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而这是符合我国国情的现实选择,只有当物质极大丰富时,作为政治组织的政党才可能随着国家和政治的消亡而消亡。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条件下,只有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才能有效地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这也是我国的优势所在,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服务型政府的必然选择。服务型政府所应遵循的社会公平和正义原则主要体现在政治平等、法律平等、社会平等、机会平等、结果平等等方面。虽然这些目标的真正实现对于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但这对于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必不可少的基础性条件和因素。就像学者段钢所说的,服务型政府应追求崇高的目标与道德承诺,应考虑长远的全民利益,应以改善人民的生活和追求公平、效率与民主为职责,而这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宗旨是统一的。 

    服务型政府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也可以通过美国学者罗伯特•丹哈特对服务型政府的特征的分析来加以说明:特征一,“服务而非掌舵。公务员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就在于帮助公民表达和实现他们的共同利益,而非试图在新的方向上控制或驾御社会”,这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宗旨是一致的;特征二,“公共利益是目标而非副产品。公共行政官员必须致力于建立集体的、共享的公共利益观念,这个目标不是要在个人选择的驱使下找到快速解决问题的方案,而是要创造共享利益和共同责任”,这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理念是一致的;特征三,“战略地思考,民主地行动。符合公共需要的政策和计划,通过集体努力和协作的过程,能够最有效地、最负责地得到贯彻执行,”这是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路径选择是一致的;特征四,“服务于公民而不是顾客。公共利益源于对公共价值准则的对话协商,而不是个体自我利益的简单相加。因此,公务员不仅要回应“顾客”的需求,而且更要关注建设政府与公民之间、公民与公民之间的信任与合作关系”,这是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公民取向是一致的;特征五,“责任并不是单一的,公务员不应当仅仅关注市场,他们也应该关注宪法和法令,关注社会价值观、政治行为准则、职业标准和公民利益。”他们接受这种复杂价值体系的冲突的现实,并让公民了解这些冲突,通过对话、协商、参与、授权等途径而非自我决定途径来解决平衡价值冲突的办法,这是与构建中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争议解决路径是一致的;特征六,“重视人而不只是生产效率。公共组织及其所参与的网络,如果能在尊重所有人的基础上通过合作和共同领导的过程来运作,它们最终就更有可能获得成功。”这是与构建中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协商、合作机制是一致的;特征七,“超越企业家身份,重视公民权利和公共服务。与企业家式的管理者视为公共资金为己所有的行事方式相比,如果公务员和公民都致力于为社会做出有意义的贡献,那么公共利益就会得到更好地实现。”这是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是一致的 

    着力建设服务型政府,一是基础服务,主动为协会建设、市场建设、科技推广、信息网络建设等协调人力、物力和资金,集中搞好每个产业的研究和服务。二是政策服务,出台招商引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土地流转、农民入镇经商等方面的优惠政策,鼓励富裕农民围绕特色产为发展各类加工业。三是环境服务。定期召开工商、公安、税务、交通、市政等职能部门从谈会,研究 “ 服务型 ” 工作方案,努力营造 “ 廉洁高效的政务环境、公正效率的法制环境、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开放诚信的人文环境、完善的基础设施环境、良好的生态环境 ”有效带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三)由“人治型,命令式”向“法治型”政府转变。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政府,就是严格按照法治原则运作的政府,就是把行政权力自 觉限制在法定范围内、坚持依法办事的政府,就是把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作为归宿的政府。 

    实现社会和谐,必须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重点要在提高政府立法质量、严格行政执法、依法及时化解社会矛盾上下工夫。 

法治政府是和谐社会的根本保障  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对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作了一系列的精辟论述。这些论述集中到一点,就是实行“法治”,国家才能兴旺发达、长治久安。党的十五大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将这一治国方略载入宪法。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本质上在于维护和实现人民权利,而人民权利的维护和实现,有赖于政府权力的正当存在和依法行使。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关键在于大力推行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只有建设法治政府,才能建成法治社会和法治国家。 

    坚持依法行政,应当成为政府执政为民、履行职责的基本准则。坚持依法行政,要求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在法定职权范围内行使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行政职能,做到既不失职,又不越权,更不能非法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 

    2004 年 3 月,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目标就是要建设法治政府。随后,国务院制定并发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正式以国务院文件形式确立了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政府,就是严格按照法治原则运作的政府,就是把行政权力自觉限制在法定范围内、坚持依法办事的政府,就是把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作为归宿的政府。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既是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对政府工作的必然要求,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民主法治和公平正义是和谐社会的关键构成要素,是实现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前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根本在发展,关键在法治。在各项事业发展的前提下,必须大力加强民主法治建设,切实维护公平正义,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政府承担着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行政职能,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实现社会和谐,必须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重点要在提高政府立法质量、严格行政执法、依法及时化解社会矛盾上下工夫。 

    1.提高政府立法质量,是建设法治政府、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和前提。 

法治首先是指“良法之治”。按照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法治包含两重含义:一是法律得到普遍遵守,二是大家所遵守的应该是良好的法律。因此,高质量的法律是实行法治的基础和前提。 

    改革开放 28 年来,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框架基本形成。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立法质量还有待进一步提高。比如,一些现行法律、法规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制定的,受到当?客观条件和认识水平的限制,存在着一些问题。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许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也大都与立法质量还不够高有很大关系。鉴于此,《纲要》就如何进一步提高政府立法质量提出了明确要求。 

    提高政府立法质量,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尊重和保障人权,保障人民群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作为政府立法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我国,宪法和法律、法规、规章都是也必须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有机统一,归根到底,要体现人民的共同意志,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起草法律和地方性法规草案,制定行政法规和规章,必须把是否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否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是否体现大多数人的意愿和利益,是否做到权力与责任、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是否有利于维护法制统一和政令畅通,作为衡量政府立法为质量高低的标准。 

    提高政府立法质量,必须研究和把握规律。起草法律和地方性法规草案,制定行政法规和规章,要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加大运用法律手段调节分配的力度,努力缩小不同区域、农村与城市、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差距。要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促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中介组织分开,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要正确处理加强管理和引导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自律的关系,充分发挥法律的引导功能,鼓励、引导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进行自我规范。要正确处理公共利益与公民合法权益的关系,更加重视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要正确处理立足现实与改革创新的关系,对现实中合理的、符合改革方向的制度和措施要通过立法予以肯定,对那些不合理、不符合改革方向、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和措施要及时予以修改或者废止,使政府立法不断适应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的要求,始终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提高政府立法质量,必须坚持民主立法,不断提高政府立法工作的公众参与度和透明度。近国务院及其部门和有立法权的地方政府要严格按照立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大力推进立法公开、不断扩大公众参与度,,贯穿从立宪到起草的全过程。公开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组织立法听证会、论证会、向社会公开征集地方立法项目,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可向政府提出立法项目建议。从而使政府立法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明显增强。 

    2.严格行政执法,是建设法治政府、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环节。 

建设法治政府,构建和谐社会,不但要求具有良好的法律法规,而且要求法律法规得到正确执行。我国 80% 的法律、 90% 的地方性法规和所有行政法规、规章都是由政府负责执行的。行政执法是行政机关大量和经常性的管理活动,直接面向社会和公众。行政执法水平和质量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法律法规能否得到正确执行,直接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能否得到有效维护,直接关系到法治政府建设的成败与和谐社会构建的大局。 

    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的行政执法体系逐步健全,执法水平不断提高,保证了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在行政执法方面还存在一些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比如,上下级执法部门执法权割分不够明确,造成重复执法、交叉执法、多头执法,执法力量分散?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在一些地方还比较严重。近几年来,违法征地、拆迁等引起的社会矛盾和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信访和集体上访、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案件数量不断上升,这大多与行政机关不严格依法办事有关。进一步规范行政执法,切实加强对行政执法的监督,是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途径。有鉴于此,要理顺行政执法体制,规范行政执法行为。 

    规范行政执法行为,首先要求理顺行政执法体制。实行行政处罚权试点工作,开展综合执法试点工作,积极探索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制度。 

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关键是要大力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理清修订、废止与上位法相抵触的执法依据,理顺执法关系,明确行政执法主体和行政执法职权,撤销不具备法定条件的执法主体,清理大量不合格的执法人员?创新评议考核机制,强化对行政执法行为的监督制约?通过强化行政执法责任追究,以实现违法和不当的行政执法行为逐年下降,行政执法水平和质量明显提高。3.依法及时化解社会矛盾,是建设法治政府、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决不是无差?的社会,更不是?有矛盾和冲突的社会。随着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社会矛盾呈现出多发性、多样性的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不在于有无社会矛盾或者矛盾的大小,而在于能否及时发现社会矛盾,是否善于运用法律手段防范和化解社会矛盾。 

防范和化解社会矛盾,政府负有第一位的责任。为此,各级政府要积极探索高效、便捷和成本低廉的防范、化解社会矛盾的机制。,积极探索运用法律手段及时解决行政管理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矛盾纠纷的新路子。 

    一要进一步畅通信访渠道,密切政府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大力加强信访工作,有效地化解人民内部矛盾。 

    二要抓紧完善行政复议制度。地方各级政府和国务院各部门要积极探索提高行政复议质量的新方法,建立行政复议听证、案卷公开查阅和工作人员资格制度,开发行政复议纲要上申请系?,方便人民群众及时解决行政争议,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三要建立健全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机制。要把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与司法调解结合起来,依法及时合理地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要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方式表达利益诉求、解决矛盾纠纷。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加强矛盾纠纷的排查工作,及早发现矛盾,及时进行调处。 

    我相信,只要我们进一步加大力度,扎实工作,不断推进,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社会也将变得更加和谐。 

参考文献: 

[1] 人民日报第 21335 期第二版。 

           [2]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变革世界中政府》,中国财经出版社, 1997 , P1 。

          [3] 毛寿龙 . 李梅著:《有限政府的经济分析》,上海三联出版社, 2005 年。

           [4] 罗尔斯:《正义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版,第 61 页。

          [5] (美)科恩:《民主论》,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第 271 页。

          [6] (美)艾德勒:《六大观念》,上海,三联书店, 1991 年版,第 185 页。

          [7]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全集》第 8 卷,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79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209 页。

          [9]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第 136 页。      

          [10] ( Rae,Douglas.,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p65-66 )

          [11]( 美 ) 萨托利:《民主新论》,北京新东方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50 页。

          [12] (美)沃尔泽:《正义诸领域——为多元主义与平等一辩》,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2 年 5 月版,第11 页。

          [13] (美)艾 德勒:《六大观念》,上海,三联书店, 1991 年版,第 170 页。

          [14] 彭穗宁:努力提高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学报》 2004 年第 5 期, P11 。

          [15] 青连斌,和谐社会:小康的蓝图,《时事报告大学生版》, P24 。

          [16] 刘熙瑞:服务型政府——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政府改革的目标,《中国行政管理》, 2000 年第 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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